浙江的干国祥先生在网上挂出一篇新作《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点名叫我“批评”。因为我是反对搞“多元解读”的，而干先生正相反，所以挑战的意味甚浓，我也只得仓促应战。

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只读”和“可写”是从从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S/Z》中引用而来的一对概念，巴尔特这样定义他所谓的“读者文本”和“作者文本(又译作“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读者文本”使读者无事可做或成为多余物，“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读者只能以“屈从的”态度面对文本；“作者文本”则赋予读者一种角色和功能，让他去发挥，去作贡献，要求读者自觉地阅读它，“参与”并意识到写作和阅读的相互关系，给予读者以合共同著作的乐趣.....

文章的结尾是否定罗兰·巴尔特：

其实任何文本，哪怕是看上去似乎还要坚硬、封闭一些的像《一夜的工作》这样的课文，只要以一种积极的阅读心态去阅读，我们都将生发出新的不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给出的意义来。也就是，所谓的“只读性文本”，其实也仅仅是“伪只读文本”，由于作者的无意识因素或者社会文化的原因，最终使得每个文本都具备了可写性。

首先，我要肯定干先生的文章写得不错，才气逼人，对罗兰·巴尔特的质疑也有理有据。但干先生的出发点，却是为他所积极主张的“多元解读”找理论依据，要将“多元解读”的红旗插遍所有文本的山头。

以下是我的反驳：

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文本都是“可写”的。比如法律条文，恐怕是最“只读”的了；但法律条文也是人定的啊，改一条行不行？当然行，但你改不行！

所以，解读文本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你搞“多元解读”是你的自由，（在过去就不那么自由，你能随便解读《毛泽东选集》吗？在今天也不是那么自由，你能随便解读《人权宣言》吗？——美国人不同意！）但你的“成果”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有个约定俗成，想超越它，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建构主义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存在决定意识，这是真理，一万年后也是。意识反作用于存在，但这种反作用力是有限度的。存在越强，意识的反作用力越弱。反之亦然。

中国的法律条文，对中国公民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存在，（中国公民）意识的反作用力是弱小的。但对外国公民来说不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因此（外国公民）意识的反作用力就大。譬如中国刑法中的死刑，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就颇不以为然。

三、文学文本也有强大的存在和非强大的存在之分。《红楼梦》就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它的强大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文化层面的。读者意识的反作用力其实也是弱小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红学家研究的前提都是熟悉文本，熟悉作者。一切脱离文本脱离作者的解读注定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强大。

至于食指的《相信未来》，沈石溪的《斑羚飞渡》等，是非强大的存在，因此读者意识的反作用力很大，即使读者脱离文本脱离作者作“多元解读”，也可能为读者的读者所接受。

据此，我的结论是：虽然从理论上讲，任何文本都是“可写”的，但“可写”不等于就“能写”；解读文本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能否搞“多元解读”，由文本的性质和社会的容忍度来决定。

从干先生的文章中得到启发，我对“多元解读”的看法作出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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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九大山人批评《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
此文上个月写就之后，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读到山人反对多元解读的意见，我想正好可以请山人批评了之后，我再修改完善。有请：

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

干国祥

“只读”和“可写”是从从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S/Z》中引用而来的一对概念，巴尔特这样定义他所谓的“读者文本”和“作者文本(又译作“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作者文本”使读者无事可做或成为多余物，“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读者只能以“屈从的”态度面对文本；“作者文本”则赋予读者一种角色和功能，让他去发挥，去作贡献，要求读者自觉地阅读它，“参与”并意识到写作和阅读的相互关系，给予读者以合共同著作的乐趣。或者可以这样说，“读者文本”是静态的，它使一种关于现实的公认的看法和一种价值观的确定格式永远地存在下去，它维护世界已经存在的模式；“作者文本”不要求阅读者通过文本了解“真实的世界”，它要求阅读活动成为文本与读者危难与共的充满挑战的现时活动。

显然，巴尔特以上论述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论述的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态度及其由此而生产出来的作品，而在此文中，我将把这对概念主要转移到阅读活动上来，将它们视为阅读的两种态度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同时，参照电脑上的用语，我将它们称之为“只读(不可写)”和“可写(自然也包括可读)”，具体一些讲，就是前者视课文(文本)是“只读”的，文本的意义将由作者规定，阅读就是从文本中提取作者想要寄寓的意义，后者视课文(文本)是“可写”的，意义将在阅读活动中由读者和文本共同决定，用我在另一篇文章里的话，这种阅读就是读者向文本提问，前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由读者自己产生意义，文本则提供并规定这种意义的可能性。

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文本的作者允许并赞同这种读者的“意义写入”吗？其次，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导致意义的相对性？最后，我们如何分别众多意义上何者是“正解”，何者是“误解”？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作者与文本上，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文本本身究竟是否是“可写”的？从作者的主观意愿上讲，文本确实具有“只读”与“可写”的这两种状态，也就是说，文本面对读者，确实表现为欢迎被重新阅读，或者只是要求你“聆听”这两种不同的姿态。譬如神话、童话以及大多数运用意象和隐喻的诗歌，文本本身就要求读者“写入意义”，譬如《丑小鸭》一文，作者写作的背后固然有“自传”的风格，但是作者创作这个文本却并不是要读者回到作者身上，而是要求读者根据自己当下的处境，来理解丑小鸭的困境和抉择，以及天鹅蛋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的意义，没有这种当下感，丑小鸭就或者成了一只鸭子的故事，或者只是一个失意男人的白日梦，从而失去了它存在的真正意义。再譬如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当作者说：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作者并没有要求我们用他当时的生存处境来理解“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灰烬的余烟”和“美丽的雪花”的具体事物和作者及读者的生存状态，作者在这里用几个意象对立营造出一种结构上的张力，其间却可以容纳许多种符合这种结构的状态，譬如一个失恋者，一个经商失败者，一个考试落榜者……都可以从这一落差极大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安慰，而这些安慰与食指写作时的心境全无关系，读者无须知道这些才能理解诗的意义，这也是巴尔特所说的“作者死了”的意思。所以说，像这些文本或者课文，它本身就是要求“被读”与“被写”。而与此相反，更多的古典意义的小说与散文，作者要希望文本被阅读(其实不是被“读”，而是“聆听”)的同时，却并不希望读者从文本中获得作者没有预先设定或者知道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面对读者可能出现的“拆解”，作者与文本将怀有必不可避免的恐惧与抵触。如在何其芳写周恩来的《一夜的工作》中，作者试图通过描述他与周恩来的短暂的接触的场景而传递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面对这样一个意义，读者的任何提问或者怀疑，都可能彻底破坏作者的意图，这是作者与文本是在主观上是并不希望看到的。即使是在诗歌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拒斥读者“写入意义”的情况，如柯灵的诗作《周总理，你在哪里》一诗：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

“呵，轻些呵，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这里情况稍有不同的是，作者用了一个省略号，允许读者根据他的规定，适当地填入自己的想象，如周总理可能在灯下伏案批阅，可能在国务院发布指示，但是显然，这些所谓读者写入的意义，其实都在作者的预设与意料之中，同时，这些预设不能改变到“我们伟大的好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一主旨，换句话说，读者在阅读此诗的过程中除了进入被设计的感动之外是无可作为的，它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演绎规定的意义，而不是生产意义。当然，我们下面将分析到，这仅仅是作者与文本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他希望的“只读性文本”，最终将被分解，最终将写入读者的意义。

当作者写下文本，接下来阅读的任务，就交到了读者手中。那么阅读者究竟是如何获取意义的呢？这是一个认识化或者说语言学上长期讨论的难题，我们这里仅从阅读活动展开时各要素的关系之间来理解其中“意义究竟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为了理解方便，我将阅读活动中的六种要素画成一个图式：

 

这个图示的意思是，在一个完整的阅读活动中，至少有六种因素在交互起着作用：①正像写作活动中写作者是写作之主体一样，在阅读活动中，阅读者是当然的主体。②文本是阅读活动的承受者(就像是足球赛中的足球场地与游戏规则一样)。③但是，阅读不是简单地由阅读者从文本中提取所需信息或者所含信息，在阅读活动中，阅读者无法逃避一个事实：他是带着一定的“思维假定”开始阅读的，他不是一场白纸，他的“前有”(以前的经验积淀)将成为他的“智力背景(苏氏语)”，他的“前见”将是提供他阅读的方法同时也限制他阅读的方向，即使阅读者努力像胡塞尔所说的将各种现象外的解释“悬置”，但实际上，他仍然不可能突破自己的历史。④发现自己的思维假定很重要，反思是其中一种方法，但是，与他人对话将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所以“对话”在阅读中也就显得极为重要。在对一个文本(或者主题)的意见中，其他阅读者的意见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思维假定，并可能修正其中显然的谬误。这里的“其他的阅读者”，不一定是同一时间进行阅读的同伴，在面对文本的时候，五千年与一天同样久远，他们都是在当下对某一主题或者文本进行基于他历史和思维假定的“读解”。对话可能带来辩论，但更可能带来某些共识，共识并不是指取得一致的意见，而是对问题的某些主要方面或者基本方法，取得临时性的共同看法。这个临时性共识是不妨碍个性理解，同时本身也在对话中不断发展的。⑤但是，借助于作者的个人阅读史(前有与前见)，以及别人的阅读史，如果这些阅读史都没有借助于“互文性文本”(即同一原型的其他文章，或同一主题的其他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仍然只能停留于对文本的字面理解，而不能识别这个文本背后的“结构”。最典型的例子是《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的故事，如果仅仅从这个故事来看，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一种神话意义上的“父子关系”的认识上。但是，借助于大量的互文性文本(其他神话故事中的“人之来源” ：女娲抟土造人，普罗米修斯用土造人……)，我们便能够从中获得更深广的意义。⑥从这些互文性文本的异同中，我们不难窥见到一个更大的我们只能意识到但不能透彻分析更难以清晰表达的意义的存在，荣格把这个存在叫做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根据深层心理的研究成果，每一个写作者都以为他是按自己的意图或者命令者(如集团、政党)的意图在自由地进行表达，其实这是一种自大和无知。弗洛伊德和荣格告诉我们，写在我们任何文字中的，不只有作者的意识，还有作者的“个人无意识”，以及借作者的文本而偷偷呈现它的意愿的“集体意识(社会文化)”和“集体无意识(人类原型)”。这些“作者无意识”在文本中的显现，它往往可以通过时间来得到澄清，譬如文革中的作者写下的文章，只有在文革被沉淀下来之后，我们才能清醒地看到这些文字背后未必作者意识到的东西。另外，一个富有阅读经验的人或者深度思考者，也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初写者和浅思考作品中的作者无意识。其实从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作者一厢情愿的只读性文本，放在历史中或者高过他的心理结构深度的阅读者面前，还是附带着许多他自己也未能认识清楚的“歧义”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从这意义上讲都是“可写”的。严格来说，作者无意识是包含在文本内部中的因素，但是，由于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发现这些无意识，而且往往要借助对话、互文，才能彰显出这些被遮蔽的阴影，所以这里单独将其列出，视为阅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当然，如果能将这一因素与读者的无意识放在一起进行思考，那么产生的意义信息也就会更加成倍地增长。

通过对这个阅读要素结构图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①任何文本都不仅是“可读的”而且是“可写的”，无论作者愿不愿意，读者有没有这个自觉；②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对话者和不同的其他条件下，读者对一个文本的理解是不可能一样的，当然，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状态与条件下的理解也会前后并不完全一致；③要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意义”，我们不能根据作者规定的解释，其他阅读者的阅读意见与同此文构成互文关系的其他文本可能帮助我们获得比较理想的意义解释；④这样，最终，这个解释是由我们作出，而并非由文本作出；⑤文本还是限定了我们解释的可能性，对于错误的解释，我们可以从文本中寻找出证据来加以否定，当然，我们也能够通过互文性文本及其他证据，证明文本中某些证据的不确定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伪证”；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文本，我们将获得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可以共存不悖的。

在讨论了这些阅读的基本道理之后，也许我们只能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获得对“文本的可写性”的比较丰富而不是干瘪的印象。由于童话、神话与隐喻类诗歌本身就要求读者根据当下给出具体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对此再进行更多的举例，这里举一个作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自足的课文来加以说明——冯骥才的《珍珠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叙述了具体的情景之后，用一句话来给出这个故事的完整的自足的意义：“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而用来支撑这一意义的故事，是作者获赠两只珍珠鸟，将它们精心安置在鸟笼里并进行细心地照顾，小珍珠鸟出生后，作者与它在关了窗的室内相伴嬉戏，建立了深厚友谊……然而，作者这个给定的自足的意义，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或者自由思想者的面前，它立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你将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鸟儿囚禁在狭小室内的狭小的宠里，再来谈什么爱心，这从根本上是荒谬的，如果将你囚禁在宠中喂养你，你会作何感想；自由思想者则从象征的角度来思考，它会将人与鸟的关系视为君主与奴仆的关系，这种信赖的前提是奴仆对君主的忠诚，决不背叛(飞出窗外)，而君主对奴仆的信赖的边界，也正是关上窗后的“信赖”，因此，这个文本我们既可以视为人对鸟的奴役，也可以视之为对“高高在上的君主”示忠并希望获得信赖、食物与安全感的曲折表达。在这个阅读活动的个案中，我们主要是通过“对话”，来理解作者文本背后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意识(文化心态)”。

我们再来看沈石溪的《斑羚飞渡》一文，很明显，作者作为一个动物作家，这个故事他想要表明的，是保护动物和动物身上具备比人更崇高的品质这两个意义。然而我们通过阅读首先发现：小说中的斑羚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斑羚，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文中描写的那种斑羚，这样，文章立刻出现了体裁上的“转身”，它从一篇动物小说，成为了一篇人类的寓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体裁”在阅读和写作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指导读者同文本遭遇时的标准或期望(卡勒语)”，体裁要求我们根据某种游戏规则来阅读，体裁的界限也就是读者在阅读时生产意义的“各种可能性的界限”，体裁就是一种信息的编码方式，它既要求写作者以此方式来进行编码，也要求阅读者根据此种方式来“解码”或“再编码”。这样，保护动物这一最外层的文本意义消失了，同时也并不存在动物比人更高的精神品质，文本存在的，只是作者思想深处的某种意识(或无意识)，或者人类文化通过此无意识的一次呈现。因此，故事的惟一关键处，也就是落实在人类面临整体性灭绝的灾难时该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上。不管作者是否有清晰的意识，作者还是在文本中给出了答案：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老者无条件地为幼者先作出牺牲。而显然，面对自己性命攸关的处境与此种他人强行给出的答复，大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满意而服从这一结论(文本意义)。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借助于“互文性文本”，来对文本给出的问题本身进行更深广的思考，从而获得(其实是生产出)一个意义来。我们可以从武当山至今存在的“寄死窑”，日本历史上确实存在并已经在电影《楢山节考》中描写的“姥捨て”，从电影《泰坦尼克号》，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和真实的“克拉玛大火” 事件等互文性文本中，来获得对此主题的更为深广的理解。最终，我们仍然无法替读者个人作出任何一种选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对话的基础中获得一些共识：①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②面临灾难时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应该被理解，至少应该被谅解。如果说自我牺牲是“伟大”、不负“责任”的逃避是“无耻”的话，那么出乎个体生命的恐惧而犹豫、而躲藏、而逃亡应该被人类理解。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有保全他自身生命的权利。③正因为生命如此可贵，让人不舍，所以那些义无反顾地献出生命的人，泰坦尼克号上的小提琴手，哈尔威船长，“镰刀头羊”……他们才能够如此深地打动我们，成为人类不朽的记忆……

其实任何文本，哪怕是看上去似乎还要坚硬、封闭一些的像《一夜的工作》这样的课文，只要以一种积极的阅读心态去阅读，我们都将生发出新的不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给出的意义来。也就是，所谓的“只读性文本”，其实也仅仅是“伪只读文本”，由于作者的无意识因素或者社会文化的原因，最终使得每个文本都具备了可读性。而更重要的还并不是作者是否认为“只读”或者“可写”，重要的是阅读者的一种态度，同时，这种态度还将影响阅读者的阅读能力：对一个习惯于听从作者的指令的“聆听者”而言，面对可写性文本他将感到极大的困惑，如果万一作者没有给出具体的意义，如诗歌与神话经常做的那样，他就会在阅读中迷失方向，找不到理解文本的道路；而反之，对一个真正的阅读者而言，面对作者有意而为的“只读性文本”，他将会出现极大的不安，他的阅读习惯将使他“打开只读文本”，而打开只读文本的方式，往往是用一种破坏文本表层意义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往往会采取批判、否定的方式对文本进行解读。

对课文与其他文本所执的“只读”或“可写”的态度所带来的阅读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巴尔特用“愉悦”和“极乐”这两个词语来加以区分。他说：愉悦的文本就是那种符合、满足、准许欣快的文本；是来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和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极乐的文本是把一种失落感强加于人的文本，它使读者感到不舒服，扰乱读者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种假定，破坏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等等的一贯性，给读者和语言的关系造成危机，……但是，这一种文本的阅读以及我们对所有文本所执的“可写”式的阅读，使我们在阅读时上升为狂喜的作家，产生出创造的极乐。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读者才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动的，是生产的而不消费的。